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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习近平为何将实现“双碳”目标视作一场“系统性变革”?

      奥邦建筑料六个月录得大额亏损净额 2021-03-22 13:11:46 资讯 69591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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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近观中国)习近平为何将实现“双碳”目标视作一场“系统性变革”?

        中新社北京3月21日电 (黄钰钦)“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”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、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3月1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如是说。

       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,自中国明确提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、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来,中国关于“双碳”目标的“时间表”与“路线图”就一直备受海内外观察人士关注。

        此次,中国最高领导人再次点明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的重要性,将其视作一场“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”,并要求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。在分析人士看来,这一最新表述再次表明绿色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底色,绿色发展更是中国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。而这或可从三方面理解。

        首先,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是基于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的整体难度。

        实现“双碳”目标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深度脱钩,而中国当前能源结构以高碳的化石能源为主,能源消费总量仍然处于上升通道。有舆论认为,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,中国现行的碳排放规模、行业结构、资源能源结构都表明实现“双碳”目标并非易事。

        中央党校(国家行政学院)教授竹立家分析称,正是基于此难度,中国需要以减碳目标倒逼改革,在发展方式、能源结构、社会观念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。

        例如,这一变革既要覆盖国家发展方式,又要覆盖社会生活观念,可谓“广泛而深刻”。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,国家层面需要进行高质量发展,从供给侧发展可再生能源、清洁能源。公众层面需要认可绿色低碳生活方式,转变消费行为促进市场主体进行低碳转型。

        又如,这一变革既要涉及“看得见的手”,又要涉及“看不见的手”。有业内专家指出,如果说碳排放监管是典型的政府行为,是“看得见的手”,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是“看不见的手”,需要通过稳定的价格、活跃的市场,发挥碳交易对企业碳排放的约束作用。

        其次,从紧迫程度上看,进行系统性变革才能使得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曲线更为平滑,实现软着陆。

        专家普遍认为,中国要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,重中之重便是在“十四五”时期进行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,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、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、空间格局,才能保障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,并把峰值稳定在合理水平,使得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更为平稳。

        林伯强指出,“十四五”规划是“双碳”目标提出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,进行系统性变革意味着在实现碳达峰时避免“先冲高、后骤降”的减排路径,并以战略眼光配合碳中和目标。

        当前,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.5%、18%已被写入“十四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中。15日的会议也将“十四五”定为碳达峰的关键期、窗口期,并从能源体系、重点行业、绿色低碳技术等7个方面进行系统部署。

        竹立家认为,“十四五”期间减排力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峰值水平,从而关系到碳中和目标的成败。从紧迫性上看,唯有时下进行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,才能避免“碳达峰”成为“攀高峰”,并保障碳达峰到碳中和的平稳过渡。

        第三,中国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有助于全球气候治理,实现系统性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世界意义。

        半年前,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,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,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,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,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。

        此后,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、气候雄心峰会、世界经济论坛“达沃斯议程”对话会等国际重要多边场合,习近平一再宣示中国的“双碳”目标。

        外界评论认为,这一富有雄心的重大宣示,既表明了中国全力推进新发展理念的意志,也彰显了中国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新贡献的态度。

       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·保尔森曾评论称,这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步,“必将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变革性影响”。路透社援引多家气候研究机构称,中国作出的“双碳”承诺,是多年来最重要的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。更有权威数据分析指出,中国在2060年前碳中和,将可能使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提前5至10年。

        “将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视为系统性变革既是针对国内发展而言,又具有世界意义。”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郭延军指出,不少发达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是技术、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,中国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自我加压、主动进行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。

        “这也为世界范围进行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另一种参照与可能。”他说。(完)

      【编辑:房家梁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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